政治与宗教
这个“知”念“智”,为智仁勇的智,古代知智相通。樊迟,这位孔子的学生,不必介绍了,上次驾车的就是他。有一天他问孔子,什么叫真智慧,这个知包括了科学、哲学,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。孔子答复得很妙: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务民是什么?是领导人,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,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。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。孔子不相信宗教吗?他非常相信,他认为鬼神是有,但与人是两路。所谓“天道远,人道迩。”鬼神是天道的问题,离我们很远。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——“人道迩”,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都是人道的事,不要以鬼神为主,所以敬鬼神而远之,是敬而远之,不是不信。过去,尤其是现在,一谈到宗教,人们就说迷信,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,持这态度的人“懂不懂宗教?”是一个问题,如说:“不懂,是迷信何必去懂他?”这样便是大迷信。为什么呢?因为迷信自己嘛!对于一个东西,内容还不懂,就随便下定义,这不是迷信吗?迷信,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,这才叫迷信,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,这是大迷信。孔子绝不迷信,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这就是知。
这是个大问题,中国古代历史,西方古代历史,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。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、汉高祖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路下来,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,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。外国也一样。
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,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,有位神父,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,到我家里来访问,说是由教廷来的。我一听这件事,颇头大。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,我不愿谈话,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。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,比较超然,所以要访问我。我说我首先告诉你,请你转告他们。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,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,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,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,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,追求人生、宇宙的真谛,二十一世纪的文明,才能够建设。我说也许言之过早,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,将来必定如此。为什么呢?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,不打开宗教的大门,还是闭关自守,对所有宗教而言,便有八个字的定论——“关门主义,自杀政策。”宗教是谁在排斥?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,而是自然的发展,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。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,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。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,我是中国人,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,贡献你们一个意见,世界人类文化,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,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,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;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,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。凡是纯粹的宗教徒,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。西方的宗教不去管,在中国的历史上,任何一个时代,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,便非失败不可。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,非常踏实,很诚恳。现在来说更中肯,一点没错。我们中国历史上,秦汉以下,三国时的黄巾张角、元朝的白莲教,近代如红灯照、义和团、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。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,非失败不可。西方的十字军东征,这么大一个战争,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,成功了没有?失败了,此其一。第二,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,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。我不好意思讲,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,自己倒楣,免谈了。严格说来,南越是小孩嘛,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,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。
这些事例就是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意义,如果讲宗教史,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,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。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。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,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,佛教站在第二位,但待遇上是平等的。至于儒教,不用说,也是照捧,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,老的基督教——景教,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,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,准他在广州盖庙——建教堂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,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,都“请上坐,泡好茶。”他自己信什么教,他没有表示。老老实实说,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。但在政治态度上,他绝对公平,过去尽管没有宪法,对宗教还是公平。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,不能完全做迷信看。有时对工作,对政治非常有帮助。不过上面一个“敬”字很重要,应该非常恭敬。比如拿破仑,绝不迷信,他当皇帝以后,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,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。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,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,却跪下来,跟着别人一样礼拜,这就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道理,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,不能叫迷信。信仰是个人的事,处大事时,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。
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为“知”呢?要注意,孔子上面有一句话,“务民之义”,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,并不是普通闲谈地,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。
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。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,而是讲仁的用,作人处世的仁。孔子说,一个领导别人的人,极须要仁爱的心怀,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,不轻视也就是儒家“敬其事”的思想。尤其领导人聪明的,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,犯上苏东坡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的毛病,所以任何事先从“难”的方面想,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。先从难的方面,问题多的方面看,都研究完了,最后有一个结论,得到中道的成果,这就是仁的用。这样一来,便利了自己,也便利了别人,更便利了老百姓。
这几十年来,年轻的朋友,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——错了,不怕错,就怕不做;错了没有关系,再改。这一来,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。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,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,这句话听了很过瘾,非常有气魄。但是大家想想,拿破仑并没有成功,他不会成功,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。说到西方文化,美国除了科学以外,追根究底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;只有到欧洲去看;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,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。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,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,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,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,这有什么了不起?一个老成谋国的人,要注意这个“难”,先难而后获,这就是用仁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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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个大问题,中国古代历史,西方古代历史,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。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、汉高祖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路下来,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,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。外国也一样。
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,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,有位神父,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,到我家里来访问,说是由教廷来的。我一听这件事,颇头大。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,我不愿谈话,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。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,比较超然,所以要访问我。我说我首先告诉你,请你转告他们。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,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,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,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,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,追求人生、宇宙的真谛,二十一世纪的文明,才能够建设。我说也许言之过早,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,将来必定如此。为什么呢?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,不打开宗教的大门,还是闭关自守,对所有宗教而言,便有八个字的定论——“关门主义,自杀政策。”宗教是谁在排斥?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,而是自然的发展,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。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,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。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,我是中国人,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,贡献你们一个意见,世界人类文化,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,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,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;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,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。凡是纯粹的宗教徒,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。西方的宗教不去管,在中国的历史上,任何一个时代,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,便非失败不可。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,非常踏实,很诚恳。现在来说更中肯,一点没错。我们中国历史上,秦汉以下,三国时的黄巾张角、元朝的白莲教,近代如红灯照、义和团、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。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,非失败不可。西方的十字军东征,这么大一个战争,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,成功了没有?失败了,此其一。第二,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,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。我不好意思讲,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,自己倒楣,免谈了。严格说来,南越是小孩嘛,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,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。
这些事例就是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意义,如果讲宗教史,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,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。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。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,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,佛教站在第二位,但待遇上是平等的。至于儒教,不用说,也是照捧,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,老的基督教——景教,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,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,准他在广州盖庙——建教堂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,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,都“请上坐,泡好茶。”他自己信什么教,他没有表示。老老实实说,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。但在政治态度上,他绝对公平,过去尽管没有宪法,对宗教还是公平。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,不能完全做迷信看。有时对工作,对政治非常有帮助。不过上面一个“敬”字很重要,应该非常恭敬。比如拿破仑,绝不迷信,他当皇帝以后,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,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。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,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,却跪下来,跟着别人一样礼拜,这就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道理,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,不能叫迷信。信仰是个人的事,处大事时,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。
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为“知”呢?要注意,孔子上面有一句话,“务民之义”,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,并不是普通闲谈地,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。
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。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,而是讲仁的用,作人处世的仁。孔子说,一个领导别人的人,极须要仁爱的心怀,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,不轻视也就是儒家“敬其事”的思想。尤其领导人聪明的,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,犯上苏东坡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的毛病,所以任何事先从“难”的方面想,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。先从难的方面,问题多的方面看,都研究完了,最后有一个结论,得到中道的成果,这就是仁的用。这样一来,便利了自己,也便利了别人,更便利了老百姓。
这几十年来,年轻的朋友,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——错了,不怕错,就怕不做;错了没有关系,再改。这一来,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。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,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,这句话听了很过瘾,非常有气魄。但是大家想想,拿破仑并没有成功,他不会成功,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。说到西方文化,美国除了科学以外,追根究底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;只有到欧洲去看;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,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。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,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,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,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,这有什么了不起?一个老成谋国的人,要注意这个“难”,先难而后获,这就是用仁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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